疫情防控措施转段后，扩大内需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是促进疫后国内经济恢复的工作重心。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消费是就业和收入的函数，而有了就业才会有收入，故就业曾被列为“六稳”“六保”之首。这也是疫情期间我国采取保市场主体政策应对的重要逻辑出发点。就业不充分是导致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不顺畅、通胀低位运行的重要原因。鉴于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制造业，发展第三产业，增加服务业就业，是长短结合、支持扩大消费的重要抓手。同时，很多服务业的生产场景就是消费场景，这两年有些地方政府将会展、赛事、演出、餐饮和旅游经济作为当地稳增长的抓手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2023年就业市场快速回暖但仍不足以弥补疫情期间的损失
早自新冠疫情大流行暴发前的2015年起，全国就业人数就出现了同比持续下滑的势头。根据人社部的统计，2015~2019年（疫情前五年），就业总人数平均每年减少180万人，其中，第一、二产业就业分别减少744万和365万人，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业）增加928万人（见图表1）。
城乡就业人数的变化也印证了前述发展趋势。疫情前五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增加1109万人，乡村就业平均每年减少1290万人，后者降幅略大于前者增幅，就业总人数减少（见图表2）。
就业总人数的下降反映，中国开始进入劳动力供给由过剩转向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就业结构的变化反映出，中国仍在经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且第三产业已成为创造和吸收就业的主导产业。
2020~2022年三年疫情肆虐期间，我国就业人数下降趋势更为明显。大疫三年，全国就业总人数平均每年减少699万人，较疫情前五年均值多减518万人（见图表1）。
同时，就业结构也有所退化，主要表现为：一是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放缓。三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减少330万人，较疫情前五年均值少减414万人。甚至2022年还出现了第一产业就业不降反增591万人的情况，为2003年以来首次。1997~2002年也曾出现过第一产业就业持续同比增加，平均每年增加303万人，这反映了当时国企改革、下岗分流的压力（见图表1）。
二是第二产业重新成为创造和吸收就业的主力。三年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减少43万人，较疫情前五年均值少减322万人。甚至2020和2021年，受益于疫情防控领先和率先复工复产，我国出口增长强劲、出口市场份额上升，带动第二产业就业两年分别增加309万和169万人，暂时逆转了2013年以来第二产业就业持续下滑的势头。但2022年，受疫情持续冲击、经济循环畅通受阻的影响，第二产业就业较上年减少607万人，超过了前两年第二产业就业增加的总和（见图表1）。
上交所上市的上述3只ETF产品，募资总额达34亿元，国新投资约斥资7亿元持有，且均为第一大持有人，此外，还有多家来自券商、险资及私募等机构的资金出手。另据业内人士透露，博时国新港股通央企红利指数ETF作为香港第一只央企主题的产品，募集份额约1.2亿港元。
三是第三产业创造和吸收就业的能力减弱。三年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减少326万人，较疫情前五年均值少增1254万人。2020和2021年，第三产业就业同比小幅分别增加245万和62万人。但2022年，受疫情持续冲击，接触性、聚集性服务业生产和消费场景严重受限的影响，转为大幅减少1285万人，为改革开放以来首次，逆转了疫情以来第三产业就业态势（见图表1）。
大疫三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增加227万人，较疫情前五年均值少增882万人；乡村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减少926万人，较疫情前五年均值少减364万人（见图表2）。进一步印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放缓，城市创造和吸收就业能力下降的发展趋势。
2023年是防疫转段的第一年，也是疫后经济恢复的元年。随着经济社会活动特别是人员往来的正常化，服务业复苏带动就业市场明显回暖。据人社部统计，全年，全国就业总人数增加690万人，较上年多增1991万人，为2015年以来首次同比正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减少781万，较上年多减1372万人；第二产业增加415万人，多增1022万人；第三产业增加1056万人，多增2341万人（见图表1）。同期，全国城镇就业人数增加1101万人，较上年多增1943万人；乡村就业人数减少411万人，少减48万人（见图表2）。
就业改善增加了居民收入，拉动了消费复苏。2023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2%，较上年回落0.37个百分点；本地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18%，回落0.26个百分点；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0%，回落0.66个百分点，其中外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平均为4.85%，回落0.79个百分点。同期，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1%，其中，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8%，农村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6%，后者较前者高出2.8个百分点。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4.3个百分点，较上年加快3.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2.5%，较上年提高43.1个百分点；服务零售额增长20%，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高出12.8个百分点。
即便如此，2023年就业市场回暖仍然是恢复性的。2020~2023年，全国就业总人数年均减少352万人，虽然降幅较2020~2022年三年平均有所收敛，但较疫情前五年均值仍多减171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减少443万人，较疫情前五年均值少减302万人；第二产业平均每年增加72万人，多增436万人；第三产业平均每年增加20万人，少增909万人（见图表1）。同期，城镇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增加446万人，较疫情前五年均值少增663万人；乡村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减少797万人，少减492万人（见图表2）。可见，过去四年来，第二产业就业好于疫情前，但第三产业就业损失较大，总体就业形势依然较为严峻，这影响了当前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
扩消费可以从发展第三产业和增加服务业挖掘潜力
如前所述，从就业人数变化看，我国自2015年起就已进入了刘易斯拐点。但这还只是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刘易斯第一拐点，尚未进入城乡收入平等、一元经济的刘易斯第二拐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虽有改善却依然较大，继续呈现二元经济特征。2023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1.9%，较2015~2019年均值提高4.8个百分点，但仍不及城镇居民的一半。其中，农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更是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的29.3%，提高了4.5个百分点，不及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的三成（见图表3）。
从前述三次产业和城乡就业的发展变化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在延续，正处于从刘易斯第一拐点向第二拐点过渡的阶段。而且，从2013年起，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已经是第三产业接棒第二产业。只是受疫情冲击影响，这一进程出现了反复。
2023年服务业生产快速增长仍是恢复性的。当年，服务业生产指数累计同比增长8.1%，较2017~2019年三年复合平均增速高出0.5个百分点。但2020~2023年四年复合平均增长5.13%，较2017~2019年三年复合平均增速仍低了1.02个百分点。2024年前五个月，服务业生产指数累计同比增长5%，不仅低于2023年同期4.1个百分点，还较2020~2023年同期复合平均增速低了0.44个百分点，较2017~2019年同期复合平均增速低了2.87个百分点，反映防疫转段对服务业复苏的刺激作用趋于减弱（见图表4）。同期，服务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7.9%，较上年全年增速回落12.1个百分点，领先社零增速的优势也大幅收敛了9个百分点。
由于就业弹性发生巨大改变，现阶段更多采取对服务业偏友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稳定和增加就业的效果或更为明显。对我国就业弹性的分析结果显示（即对年度实际GDP增速及三次产业增加值实际同比增速与一阶差分的总就业及三次产业就业变化进行回归分析），2013~2023年间，总的就业弹性为0.41，其中，第一产业就业弹性为0.10，第二产业为0.05，第三产业为0.66。这表明，过去十多年来，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最大，增加值每实际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第三产业就业增加0.66个百分点；第一、二产业就业基本没有弹性。而2005~2012年间，总的就业弹性为0.78，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21、0.82和-0.10，显示彼时制造业的就业弹性最大。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增加第三产业就业也有较大空间。以“就业占比/增加值占比”衡量的就业承载能力显示：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四国第一产业均为就业占比远高于其增加值占比，反映第一产业吸纳了冗余的就业；第二产业普遍是就业占比远低于其增加值占比，反映第二产业由于国际竞争较为充分，吸纳就业的能力较弱；第三产业的情况有所不同，其他三国均是就业占比与其增加值占比大体相当，而中国却是就业占比远低于其增加值占比，反映中国第三产业未能创造与其增加值贡献相匹配的就业机会（见图表5）。
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这与发展服务业并不矛盾。如近年来美国人工智能、半导体等信息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但2022年11月至2024年6月间，美国供应商管理协会（ISM）制造业PMI指数除2024年3月外均在荣枯线以下。2020~2023年，美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四年平均较疫情前五年均值反而下降0.47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更是下降0.69个百分点。相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上升0.58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业增加值占比上升0.36个百分点，专业和商务服务占比上升0.46个百分点，在16个二级子行业中升幅分别列第五和第一位。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也离不开服务业，包括发展与产业链相关的研究开发、物流配送、金融服务、绿色低碳服务、工业物联网服务等。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普遍较高，如美国十大生产性服务业占到GDP的将近六成、欧洲约占四成，而中国则不足两成。
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并非朝夕之功、举手之劳，而要有顶层设计、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一要在认识上将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作为发展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要在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过程中，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和个人破产制度。三要结合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四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并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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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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