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湖北鄂州沙窝乡
，有着一块无字碑，两米多高，很是宏伟。
碑为何无字？
我们联系到了墓碑的主人何元海，他是一名退伍老兵，1979年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他和无字碑背后的故事，让人唏嘘不已。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战火声停了，四周像死了一样地安静。
我感觉有几百斤的分量压在身上，动也不能动，左边肩膀，一直到胸部，全部都炸开了花，左脚也中了弹片。
痛是已经不痛了，感觉不到了，整个人都是懵的。
我扭过头，看见班长向永文的尸体就躺在我边上，昏迷之前的记忆瞬间回到我脑子里。
这时，我听到一阵叽里咕噜的越南话传过来，脑子瞬间炸开了。
坏了，要被俘虏了。
怎么会是这样的下场呢？
我绝望极了，我想死，可是我动不了。
只能听着越南兵的脚步声越靠越近，越靠越近……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解放军兵分两路，分别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进入越南。
战前，我从162师抽调到161师481团3营7连，跟随大部队开赴越南，我们是2月26号抵达的广西。
我觉得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我想上了战场就两个结果嘛，要么打了胜仗回去，要么留在战场上。
我不怕牺牲，唯一就是担心家里的老娘，好在还有我哥哥能料理。
我本身就是穷人出身，如果没死回去就是光宗耀祖，死了也是保家卫国的烈士，对外名声也好听点。
那时候有的战友还担心得吃不下去饭，我每一餐都吃得很饱。
我们班是尖刀班，打穿插的，进入越南的头几天还算顺利，消灭了不少残敌。
到3月2号，我们在坤子山遭遇了越军，两边交上了火。
敌人占着人数优势和对地形的熟悉，逐渐地将我们逼进了一个狭小的山谷。
班长向永文带领大伙准备杀出一条血路、寻找突围的时候，
一颗子弹直接打穿了班长头部，他当场就牺牲了。
眼看着班长就这样牺牲，大家非常愤怒，都杀红了眼，想给班长报仇。
我架着机枪，在一个凸出位置上向着敌人拼命射击，敌人的火力也集中朝我过来了。
我的左肩、左胸、左脚都中了弹片，一枚手榴弹直接在我旁边炸开，我被震晕了过去。
那时候是下午5点，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周围已经没有了枪炮声，只有一排排的尸体，有我们的，也有越南兵的。
一看，班长的遗体就在我旁边。
我浑身是血，一动不能动，痛得整个人都是懵的，我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没死。
班长牺牲了没人管，我还活着怎么也没人管呢？其他战友都去哪里了？部队呢？
这时，我听到一阵叽里咕噜的越南话传来，一瞬间脑子就炸开了：
坏了，要被俘虏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听着越南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们发现了我，我不想做俘虏，真想马上就死，可是我一点也动不了。
几个越南兵过来了，
我冲着他们喊，你们搞死我吧。
作为一个战士，我宁愿死，也比当战俘强。
他们没有理我，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把我手脚一捆抬走了。
他们是想去领赏，因为俘虏了中国军人，他们可以拿到奖金的。
一直把我抬到一段公路上，扔在那里，几个越南兵就不管我了，他们才不在乎我的死活。
这时，两个国际记者，一个美国的，一个日本的，
开着小面包车路过那里，看到了我。
他们下车过来给我检查伤口，那个日本女记者会说中国话，
告诉我，说我失血太多，再不抢救就完了，然后把我带上了小面包车，送到了越南后方的乡镇医院。
我得救了。
第二天这两个记者又过来采访我，问我今后还想打仗吗？
我说打什么仗啊，我想死，现在死死不了，活活不成，怎么搞？
我那时候真的就想死，来之前我就想好了，要么胜利回去，要么光荣牺牲。
被俘虏了还不如让我死了呢。
两个记者宽慰我，说你不要死，你命大我们把你救回来了，到时候两国交换俘虏，你就可以交换回去了。
他们叫我想开一点。
听说还能交换回国，我想起家里的老娘。老爹死的早，是她一个人讨米讨饭给我扯大的，我还没尽孝呢。
我不寻死了，我得活着回去见老娘。
我家在湖北鄂州沙窝乡，老娘是残疾人，耳朵听不见，也不会说话，家里生计问题都靠父亲一个人。
我是家里老幺，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哥哥天生痴呆症，不算严重，能正常生活，但也确实出不上多少力。
因为家里穷，两个姐姐很小就给人做童养媳了：大姐姐刚出生就抱走了，小姐姐养到七八岁也送走了，没办法，养不起。
这种事在那年代很常见，所以姐姐也不怨恨，长大后该来往还是来往。
父亲积劳成疾，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母亲靠讨饭把我们兄弟养大的。
我很小就当了家，一直想改变我们家的这种情况，可我也没正经上过学，想来想去，参军是我最好的出路。
我想只要能在部队立下军功，就可以改善家庭状况，养活家人。
1978年，我20岁，报名入伍到了
54军，新兵训练结束后，正式被分配到162师481团2营5连。
都说部队训练挺苦的，我不觉得，打小苦惯了，在部队起码不用担心没有粮食吃，每个月还有6元钱的津贴，省下来还能寄回家里，我挺满足的。
本想着和平年代，不会有多少打仗的机会。
没想到越南忘恩负义，越来越嚣张，不断骚扰我国边境，中国多次警告无效后，决定自卫反击。
别人怕打仗，我不怕，本想着上了战场就能建功立业，谁知道成了战俘。
落到敌人手里，对我来说，这比死还难受。
越南的医院给我治了伤，但为了防止我反击或者自杀，就拿铁丝给我捆起来了，手都捆烂了。
那是所乡镇医院，进进出出的还有当地百姓。听说医院里来了个中国战俘，他们趁着医生不注意，偷偷进来，朝我要不就是一扁担，要不就是一耳巴子，打得我头上身上都是伤。
他们也有兄弟姐妹在战场上牺牲了，所以过来打我出气。
我在医院里住了15天，伤口还没好呢，他们也不管，死不了就行，把我关进了当地看守所的牢房里面。
把我带走的也是看守所的人，这全程我都没见过越南军队里的人。
我在监狱里关了三十天，也没人来审问我，也没人找我谈话。
我一个人一间，地方挺小的，没有窗户，又黑又湿，白天就是晚上，晚上就是白天，越是深夜安静的时候越是睡不着，特别难熬。
监狱里连床都没有，就是一个水泥台，板子都没铺，睡在上面能把你冻死。
我伤口本来就没好彻底，那个地方也给我留下了永久后遗症，到现在天气变化的时候伤口都会痛，像蚂蚁啃一样。
我是左边受的伤，只能右侧着睡，时间长了胯骨就变形了，一个大一个小，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坐骨神经。
监狱里没有放风的时间，每天只有放饭的10分钟，大家聚在一起打饭，其他人都是当地犯了罪的关进来，只有我一个是战俘。
监狱伙食规定每个人每天就七两米饭，上午四两下午三两，菜就是一点包菜什么的。
我1米77的个子，才二十出头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原来在部队一顿就要吃六七两米饭，馒头都要吃三四个，监狱给的那点伙食根本吃不饱，长时间下来，整个人都饿得浮肿。
刚去的时候监狱里的警察还对我特别凶，拳打脚踢的，他们也是带着仇恨的。
有一次打得太狠了，我大半个月起不来床，根本下不了地，吃饭都得他们给我送到床头边上。
整个监狱还是密闭的，四角不见天，我被关了一年多，没见过一次太阳。
时间长了我受不了，又想到自杀，绝食，三天三夜没吃饭，一口茶水都没喝。
看守所的人也怕出事，过来给我急救，给我打针，熬稀粥给我吃。
那以后他们对我虐待也少了些。
自杀没死成，我心里又想起了老娘，想到老娘没人管，我告诉自己还是得活着。
一直到当初救我的那个日本女记者又来监狱找我
，我才知道原来我被俘虏过来后，根本没人把我登记上去。
得亏记者还记得我这个人，一年多了，还想着来问问我被交换回去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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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问到当时我治疗的那个医院，才知道我被关押在看守所里了。
在监狱里见到我的时候，她说为什么还不把你送到俘虏营去啊，你到俘虏营当年就被交换回去了。
这之前所有被俘虏的军人都已经交换回国了，就剩我一个了，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
记者来过之后不到十天吧，我终于被转移到了战俘营，在那之前他们还对我进行了反面教育，就讲中国怎么样“侵略”越南。
我没文化，但我知道我们叫“还击战”，他怎么不讲他侵略我们呢。
广西的那些渔民、老人、民兵，还有老百姓的牛啊、牲畜啥的，是他们先搞我们我们才还击战搞他的嘛。
战俘营的条件要比监狱好多了，起码有床了。
有一个大院子，能在院子里放放风，每天早晨把门打开放我们出来，晚上太阳落山了再关进去。
每个战俘每个月定额开销3块钱，这个钱里包括我们牙膏、牙刷、肥皂、毛巾这些用品的费用，毛巾两三个月发一次，每个月还给一斤白糖。
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六七个俘虏，他们都是广西的渔民，打鱼的时候被抓过去的，当兵的就我一个。
院子里有一个排的兵，专门管战俘营的。
我去了以后他们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回国，一住又是好几个月，对我也是拳打脚踢的，虐待我。
我一看他们这样的态度，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活着回去，还不如自杀算了。
我拿头去撞墙，撞的狠，第一下撞没撞昏，头上鼓起那么大包，血淋淋的，第二下再往上撞，还是没昏，还能感觉到痛，第三次再用力撞，就是想撞死过去。
结果还是没死，昏过去了。
后来我又绝食，绝食两次，把胃搞坏了，现在都还有胃病。
看守的人找了个翻译过来，给我讲，说你不要自杀，我们给你交换回去。
我这才有点希望，不死了。
后来相处长了，越南兵渐渐也对我好一点。
也许是看我太孤单，就一个人，那些渔民说广西话我也听不懂，越南兵也不许我们交流。
看守的越南兵经常打扑克，我就在边上看，有时候也跟他们打一打。
他们管那个A不叫尖子，就说“12345678910”，我们就比大小，输了脸上贴字条。
混长了我也学会了他们几句基本口语，像“安翁”就是吃了的意思，“空安”就是没有吃饭。
我在战俘营一住又是大半年，81年2月份过完春节以后，才终于说要把我交换回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三天三夜没有睡着觉。
两年了！从79年2月份来越南打仗，整整两年了！
我很想回到祖国！我很想我的老娘！我终于回去了！
可真到了这一天，心里想得也挺多。
被交换那天，我被铐子铐着，跟那六七个广西渔民一起上了汽车，越南兵把我们拉到广西友谊关。
中国来的是地方公安人员，我们就一排的站在那里，公安让他们的人过去，我们的人过来。
我哭得泪流满面，终于是回家了！
我高兴啊，真的是高兴。
中国公安把我押送回了派出所，对我的身份进行了核实、审查，我在看守所待了一个星期，师部来人把我接走了。
在师部，我详细讲了被俘虏的经过，审查了二十多天，确定我没有问题，就安排让我正常复员回家，给了一次性复员费，接近300块钱。
师部的一个排长和一个参谋一起送我回湖北老家。
我们先坐火车到武汉，政府的人开着吉普车去接我们，给我们送到乡镇，然后打电话到家里，叫了我姐夫来接我。
因为要跟政府的人交代清楚我的事，还有档案交接什么的，就又耽搁了一天。
晚上我跟姐夫住在招待所里，我才知道，原来被俘虏的这两年，我的事在老家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部队以为我在坤子山那场战役里牺牲了，给我记了一等功，颁发了证书和奖章。
我老娘每年还有500多块钱的抚恤金。
广西凭祥烈士陵园里有我的一块墓碑，老家村里学校还专门给我立了一块烈士碑，办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说是教育孩子们。
村委会的大喇叭里反复广播我的事迹，我成了村里的英雄，我母亲是英雄的母亲。
我听完姐夫说的这些，心里首先想到就是，我回来了，这些待遇肯定要取消了。
但能够活着回来见到老娘，比啥都强。
第二天我跟姐夫回村子里，老家人看见我活着回来了都很惊讶。
我回到家，母亲一看到我就抱头痛哭，在我身上不停地抚，摸摸这摸摸那。
母亲是聋哑人，我给她打手势，说我没有死了，我回来了。
她说不出话，但高兴，我一回去，她心里就敞亮了。
大哥已经成家，嫂子是隔壁村的，也是个老实人，这两年是大哥大嫂在照顾老娘。
我回来后，大哥一家就搬到嫂子他们村，老娘就交给我来照顾了。
一等功的荣誉部队撤回了，每年500多块的抚恤金也没有了。
师部两个人送我回来的时候，跟我要回奖章，我坚决没给，他们就自己跑去姐夫家，把放在姐夫那里的立功证书要回去了。
我知道后非常生气，他们去的时候我不知道，知道的话肯定不会让姐夫把证书给他们。
我也不是说贪这个一等功荣誉，留下这个奖章我也从来没拿出去过，也不跟人家吹牛，我就是想留着做个纪念。
我这一生，因为被俘的经历打了折扣，但我绝对是问心无愧的。
在战场上我为祖国流了血，我的表现没有问题，如果不是被俘了
，我肯定值得这个一等功。
当然俘虏这个事儿确实比较敏感，政府几次来人调查，部队也来调查，这是应该的，我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也不怕调查。
但村里人说的话就比较难听了，从英雄到俘虏，这身份天上地下。
那几年中越一直在交战中，老家每年都有去当兵的，也有立了功回来的，也有成为烈士的。
村里人提到这英雄那英雄的，说到我，他们说我是狗熊。
更难听的话也都有。
我没办法，只有不听，听了我也不跟他吵，他们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不理就完了。
但有一样，我也不怕他们，要是有人跟我打架我也奉陪，非要说三道四的话，我替他们说。
只有一次，事情闹得比较大。
我回国以后，复员分配到了老家林场工作。
我那个队长不是个好相处的人，他说我们这个林场是劳改示范地，说我进来是劳改的。
我听了肺都气炸了。
我当场就跟那个队长搞起来了，我是准备跟他打架的，被人劝开了，我也就忍了，但我不想再待在这个地方了。
我有个叔伯哥哥在渔场当场长，他也是当兵的，转业时是营长，我就申请调到渔场去。
一开始调不走，我说好，我自己去搞。
我去找了林场的领导人、主任，他们就给我办了这个事。我也没告诉那个队长，他还不知道我就把手续给办了。
林场上面的领导也知道那队长讲话不好听，怕我心里有怨言，临走的时候还给我办了一桌酒席欢送，队长气得那天晚上都没有吃饭，酒也没有喝。
我一共在林场干了两年，83年10月调去渔场，日子才过得平静些。
渔场离我家也更近，我回家照顾老娘也更方便点。
老娘有残疾，耳朵听不见，也说不了话，倒也清静，外面这些事她都不知道，我也不会跟她讲，就自己宽慰自己。
经常我会在家里关起门来，穿上以前的军装，把那个一等功奖章戴上，对着镜子看一看。
那一刻我还是挺自豪的，会想念以前的自己。
我入伍的时候20岁，在河南军部训练了两个月后就去了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搞基建。
我们一边建房子一边训练，正步走、刺杀、搞格斗。
副班长李玉坤特别严格，我们哪方面训练的不够，他都要加班加点地练我们，所以我们技术也都最好，战时是尖刀班。
我还因为训练成绩好，得过一个三等功。
我在78年刚去的时候就入了团，当时我们连队里一起从沙窝乡去的战友有3个，他们就叫我拿钱去买糖吃，请客。
我说没问题，给了他们10块钱去买糖，那时候我津贴才6块钱一个月，10块钱很多了。
我跟原来5连的战友朝夕相处了一年，感情是最深的，因为打仗我们才分开的。
我被调去了481团3营7连，其他战友也被补充进别的部队，都上了战场。
第一排的排长也牺牲了，这是我知道的。
村里给“烈士何元海”立的碑一直还在。
当时是按老家最高规格修的，两米多高，上面用水泥砌了“革命烈士何元海烈士碑”几个字。
因为我回来，字就被刮掉了，成了一块无字碑。
我回来之前，家里人逢年过节都是去碑那祭拜我，现在变成我自己祭拜自己。
我时常想起来就过去看看，想不开的时候，去那里瞄一瞄，走一走。
我站在那里低头想，自己怎么就成了烈士了，又怎么成了俘虏了？怎么就落到这种地步了，被人歧视。
我自己问自己，问着问着眼泪就来了，也只有自己哭给自己听。
那旁边还葬了一个当兵的，姓连，工伤事故牺牲的，家里人把他葬在了这。
我看看他，再想想我的那些牺牲在越南战场上的战友、我的老班长。
我这个人虽然不走运，好歹还回来了。一个人啊，还是活着回来最好。
我还有老娘在呢，还有一个担子。起码要成个家，生儿育女，这也是个传承的责任。
我和我爱人是在林场认识的，她们村子就在林场山脚下，她家门口是苗圃，栽树秧子的。
我经常去她家挑水，这么就认识了。
她个子高，有一米七四，比我矮不了一点点。
性格也好，读过书，上了高中回来的，讲道理，从来不跟别人红脸什么的，你跟她讲话她才答你，也蛮和蔼的。
她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从小懂事就早，善解人意，家务也做得好。
我跟她讲了我的这些事，她都能理解我。
因为她父亲也当过兵，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的。
我还把她带到家里，知道家里还有个残疾老娘，她也不嫌弃。
我家那个屋子都快倒了，我自己重新修，她还过来帮我忙，愿意跟我受苦。
这样好的姑娘，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我肯定要把她娶回家！
结婚前我没跟岳父详细说过我的事，岳父看了我的退伍证，知道我是正常复员回来的，就同意我们结婚了。
83年，我调到渔场的那一年，我和我爱人就成了家，结婚以后生了一儿一女，总算有个完整的家了。
婚后我跟岳父深聊过一次，我们两个老兵，他给我讲他在战场上的事，我给他讲我被俘的遭遇，岳父也很能理解我。
我老娘96年去世的，84岁，生病走的。
我活着回来给老娘尽孝，给她养老送终了，受什么罪都值得。
老娘走以后，爱人和孩子就成了我活着的唯一支撑。
小孩子渐渐懂事，村里人流传的那些关于我的话，他们也都听说了。
我自己不想跟他们讲什么，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们看我脸色不好，也不敢问，家里从来不讲这些事。
嘴上虽然不说，但我心里一直还有一个疙瘩，如果当年我在战场上被战友救回来了，就不会是今天这样了。
为什么战友没有管我呢？
2013年我的老连长陈晓成找过来了，他是我见的第一个老战友。
回国三十年了，我一直没有联系过战友。
也想念他们，非常想，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就是战友，但我心中有压力，觉得配不上跟人家搭腔。
自己把自己给封闭了。
陈晓成是我上战场时7连的连长，我们7连当初是临时组建起来的，打完仗又撤销了，他后来提干到了师部当参谋，现在也退休了。
他是四川人，特意来湖北找我。我们还有个老战友退休以后在鄂州市公安局工作，连长就是通过他找到我的。
我去了市公安局招待所见连长。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是不想见的，见面以后我的表情也不太好，但老连长告诉了我一些事，解开了我心里的疙瘩。
那天我昏过去以后，战友们经过拼命反击终于将敌人打退，开始打扫战场。
他们过来检查我，没摸到我的脉搏，又看我浑身是血，以为我牺牲了。
我们是穿插部队，没有后勤，部队还得执行下一个作战任务，就把我和其他牺牲的战友一起藏在一个炮弹坑里，拿树枝杂草盖一下。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越南兵先来打扫战场了。等部队回来要把遗体送到后方安置的时候，我已经被越南兵带走了。
连长说，在我的位置上确实还躺着一具尸体。战场上残肢断腿的，脸上身上都是血，也无法百分百分清谁是谁，他们就把他当成了我，上报成了烈士
，葬在了凭祥烈士陵园里。
那场仗打得挺惨烈的，我们7连还荣立了集体二等功。
那天在招待所里，老连长也宽慰我，让我心放宽一点，活着总比死了强一点，白发人送黑发人就不好了。
我现在回来家也成了，儿女也有了，就别再想了。
想想也是，我接受他的开导。
老连长前后来了三次，还带了记者过来采访，真要讲那段经历，我也没有很热情，就让他们在那儿拍。
后来节目组给我送来一个碟子，我没机子放，再说也没心思看，就一直放着，至今也没看。
我还是经常一个人去烈士碑那里看看，每年过年的时候给它插一根香，自己祭拜自己。
后来要建机场，那一片就搬迁了，我也不用再去了。
村里偶尔还会有人提起我的事，拿这个说笑，但也少了。
时间长了，那场仗都快被人忘记了，谁还在乎这些事！
2019年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四十周年，我跟7连的老战友一起去广西凭祥烈士陵园扫墓，给我的老班长向永文，还有“烈士何元海”。
“烈士何元海”墓里躺着的那位烈士，至今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给他上了三炷香，摆了一瓶酒。
陈晓成连长也来了，给我带了些背心、褂子。
有个武汉的女兵大姐塞给我1000块钱，我不想要，她说既然给了就让我接着。
我想起之前去陈连长家的时候，他就塞给过我1000块钱，我没有要，很可能这1000又是他给的，但我也没问。
从那开始，我跟老家一起入伍的战友也开始有了联系。
我们一起从沙窝乡出去的一共有三十多个人，战场上牺牲了三个，病死了好几个。
我们每年差不多固定能聚上两回，一次是3月16号，我们一起入伍的日子，一次是“八一”建军节。
春节的时候看大家时间，有时间就聚聚，没时间就算了。
老战友们聚一起也就是互相谈谈心，问问身体怎么样，也都上了年纪了。
原先没有手机不方便，现在手机上一通知就都来了。
今年10月10号在武汉，我跟原来的老5连还聚了一次，副班长李玉坤也来了，我们一见面就抱在一起痛哭。
他是看了媒体报道，费尽周折找到我的，我是他的兵。
当时我们一起，又是施工又是训练那么辛苦，感情很深呐，不是这场战争的话，我们也不会分开。
副班长曾经问过一个被俘虏的越南老兵，说你们打胜了强大的美国人，怎么和中国军人交手，却节节败退？
这个越南老兵说，那是因为你们中国军人不怕死。我们打死了一个美国兵，旁边的一看危险就后退了；打死一个中国兵，你们不仅不退，还全部都冲上来了！
越南兵说得没错，我们在战场上，真的如此，班长牺牲了副班长接替指挥，副班长牺牲了组长指挥。
组长中弹昏迷，我作为机枪手，是最重要的支撑点，我打到重伤昏死过去，副射手搂过机枪再接着打。
那场阻击战，全班荣立集体一等功，我荣立个人一等功。
虽然我因伤被俘，一等功被撤销，但战时的荣誉一直都在。
仔细想想，国家政策还是很好的，我正常复员回来，还给安排了工作。
现在我退休了，也有一点退休金拿，每个月国家还给伤残补助1000多块，而且每年还在上涨。
儿女也长大了，我没什么顾虑，心已经放宽了，没得纠结了。
命运就这样，怪不了谁，认命就行了。
决定要讲述何元海老兵故事前，编辑伙伴很担心。
何老兵会愿意讲吗？被俘的经历又该怎么问出口？会不会给他造成二次伤害？
电话接通后，何老兵很大方，也很坚定，一字一顿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他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没有办法啊，我自己宽慰自己。”
简单的一句话，在一遍一遍的重复中，足以想见这些年他是怎么拽着自己走过来的。
何老兵这一生，有过无上荣光，也跌入过无尽深渊，但他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曾经的一身军装。
帮我们对接上何老兵，一直在关爱老兵和烈属的资深志愿者王勇胜说，何元海是战俘，更是功臣，是英雄。
他曾盛情邀请何老兵到河南聚会，聚会的餐厅问王勇胜，这一餐什么规格。
王勇胜说，要超过战斗英雄的规格。
他说，何元海不仅是英雄，还是受了委屈的英雄，我们要在一些细节上还他公道。
聚会的那天，何老兵很开心，王勇胜特别准备了一束鲜花，何老兵一路抱着，辗转了几个城市。
就像何老兵自己说的，他在意的从来不是一等功的名头，只是一份承认，一份公平的对待。
编辑：佳汇霞姐
何老兵越南兵老娘越南何元海发布于：天津市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最新股票配资平台_在线股票配资平台_股票配资官方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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